有时候,一个老话题再次被提起,它依然可以直击现实。
不久前我采访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,他谈到10年前跟学生谈过关于“放羊娃”的话题。他希望北京四中的学生不要按照“放羊娃”的生活逻辑了此一生。
“你放羊是为了什么?”“羊长大了可以卖钱。”“卖了钱以后呢?”“有了钱,可以盖房子。”“盖房子为了什么呢?”“娶媳妇。”“娶了媳妇呢?”“生娃。”“娃长大了干什么?”“放羊。”这个广为 流传的“记者与放羊娃之间的对话”常常被拿来作为谈资。但每次听到这个故事我却笑不出来。
这让我想到一次出差的经历。高铁上我恰好与一位5年级的女孩坐在一起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聊到了关于“人为什么要学习”的话题。
“你想过人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吗?”我问。
“考一个好大学?”女孩没有犹豫便给出了答案,但又明显带有探询的语气。
“还有吗?”
“找一份工作呗!”
“还有吗?”
“没有了。我妈就是这样跟我说的。”
潜意识里我想听到更高级的回答,但我知道这是一种奢望。其实,我们周围不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,这是一种早已被格式化的逻辑。如果一代又一代学生只为谋生而学习,这与“放羊娃”的逻辑并无二致。
人到底为什么而学习?如果与孩子聊起这个话题,我们会怎么说呢?毫无疑问,传统的解释充斥着功利色彩,不是基于诱惑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就是基于压力“不好好学习,就没有好的生活”。我们都是在这种实用主义价值观下成长起来的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学习似乎跳不出这样的逻辑。当学习只为升学而存在时,便陷入了一个怪圈。最近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在《十三邀》中关于“县中模式”的讨论备受关注。她说:“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为了谋生,你这一生就是个苦役。”
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“钱学森之问”或许印证了一个事实,我们教育的格局太过狭隘了。一旦都是功利的算计,被眼前的利益所吸引,那么更长远的利益就会被遮蔽。我们能否跳出这样的现实逻辑,睁眼看到一个更辽阔的世界?
相信今天的学生都知道老一辈革命家的立志故事。1910年秋天,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。在离家时,他抄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,以作告别:孩儿立志出乡关,学不成名誓不还,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生无处不青山;12岁的周恩来在沈阳读书时就立志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,一生为此奋斗,成就了自己,成就了国家;20岁那年,聂荣臻离开家乡去法国勤工俭学。他的一封写于1922年的家书中这样写道:所学何为?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,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。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,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。此男素抱之志,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!
我相信,一个境界不高的人说不出高层次的话。习近平总书记说:“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,但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,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盘,也是人生的脊梁。”如果不能让孩子逐步抬高理想的“水位”,那么学校、家庭和社会努力的结果只能是让孩子成为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
《学记》有言“善教者,使人继其志”。北京大学教授文东茅曾这样寄语大学生:立志是人生最好的礼物。爱自己,就立志;爱一个人,就帮他立志。
文东茅曾专门向我推荐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的立志教育实践。该区将立志教育作为育人工作的一个切入口,结合校情、学情,从课程设置、评价促进、习惯养成等方面着手,帮助学生树立远大志向,给学生成长提供持续动力。
无独有偶,我曾走进辽宁省大连太阳谷华夏学校,该校同样把立志教育作为一等大事。这里的学生学习的目标感很强。该校一名高中女生的理想是做一名利于社会的企业家。她说:“做商业最重要的是有一颗能够敏锐观察,发现顾客需求和时代需求的心。有了这颗心,我就能够觉察他人的需要,并通过做事来实现自身的价值。”校长李显峰说,想让学生觉得学习有意义,可以关注两点:一要把学习转为“利他之学”,即学所有学科都是用来服务社会的,明白学习即利他,学习才会与生命相关。二要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快乐。在他看来,所谓兴趣,“兴”即高兴,“趣”即投入,见到“兴”,才能达到“趣”。
让孩子确立一个高价值的动机,才能产生更持久的学习动力。我们常说,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其实真正的起跑线是孩子立下的志向大小。我们应让孩子从小就明白,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
(作者系中国教师报记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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